今人论及八大，多是从山人的风格、题材、构图的创新性入手。然而，任何的创新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来展开的，正所谓只有站在巨人的肩上才能看的更远。在八大生活的那一时期，以及明王朝的历史时期中，艺术风气呈现出的面貌，艺术家们艺术创作情况都会对八大艺术面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在本文中，我将谈一谈八大和前代艺术家之间的联系。

在中国的画论史上，有许多艺术家都有画论专著，这是表现其艺术思想最为直接的手段，八大虽然没有画论专著遗世，但从他的画中，我们依然可以读到他对国画的独特见解以及他所受的影响。从他绘画的风格特点来看，明显的可以感受到其与徐渭的某种内在联系，在对国画的理解上，徐渭把真实强烈的主观情感、超越形似的艺术形象看做艺术的真谛。这些绘画思想对八大的艺术特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明代后期，思想文化领域兴起了尚情的潮流，特别是明末国土的覆灭使诗中的‘愤书’说，‘主情’说成为主流，并影响到了画坛，这种思潮使画中的情感抒发变得更加强烈。绘画是运用视觉手段来传递作者的情感的，就是要将一般性的概念孕育于具体的形象之中。如八大的花鸟画，画中的禽鸟常常是白眼向天，一幅愤世嫉俗的表情，体现了作者的悲愤、哀怨的感情。这种情感的强烈而直接的抒发，与明末出现的“狂禅”画派是有着直接联系的，而这一画派的代表就是徐渭。

徐渭作画开大写意的先河。他的绘画笔墨纵横，水墨淋漓，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。在他的画论中，提倡直抒胸臆，主张自由发挥。如他的题《葡萄图》：平生落魄已成翁,独立书斋啸晚风。笔底明珠无处卖，闲抛闲掷野藤中。可以看出徐渭是提倡自然成趣，崇尚天机，反对造作的，特别是“闲抛闲掷野藤中”这一句，把直抒胸臆这一理念体现的淋漓尽致。另外，徐渭认为画是作者情感的真实流露，是与人的精神品格分不开的，如在《徐渭题花卉》中所言的：“牡丹为富贵花，主光彩夺目，故昔人多以钩染烘托见长。今以泼墨为之，虽有生意，终不是此花真面目。盖余本窭人，性与梅竹宜，至荣华富丽，风若马牛，弗相似也。”窭人，也是贫苦人之意，与牡丹富贵的气质是不相配的，但是徐渭以泼墨画之，却另有一种野逸的人格精神，这与别人用钩染烘托之法所描绘的富贵艳丽的牡丹是不同的，它也是徐渭人格精神的象征。而八大在艺术上也是有着这种相似的追求，我们可以在其题画诗中见出：

三十年来处士家，酒旗风里一枝斜；

断桥荒藓无人问，颜色如今似杏花。

杏花喻指人品如杏花那样高洁，年年开放不染世尘。八大出家为僧三十个春秋，故题画诗有“三十年来处士家”之语，表现自己超尘拔俗，清高品素的人格。而八大的作品体现出来的也好似这杏花般清逸率真，不染杂尘，这也是他身处乱世，不与官僚同流合污，坚守清高气节的写照。

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两者的近似之处，虽然我们没有徐渭对于八大艺术风格影响的直接证据，同时，八大表现内在狂野情绪的艺术手法与徐渭也颇有不同。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推断，徐渭的这些艺术思想是对八大有着启示作用的。徐渭当时画作已经名满天下，那种直抒胸臆的画风对后世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，这种画风提供了国画表现的一种新的可能性，具有很强的前瞻性。八大在创作理念上得到徐渭的启示是完全合理并且可能的。

在明代，批评家们重逸品、写意之作，而不重神品、精工之作。文人学士们崇尚偶发灵感，自由发挥，抒情写意的绘画状态。这是与当时的社会格局分不开的，在国土危脆，世事无常的情况下，文人们把画看作是发泄胸中不平气、鞭挞社会丑恶面目的一种武器，而写意画正是他们心中情感的直接挥洒与宣泄，可以反应强烈的个人意识，并可以规避一切程式、常规的束缚，在这种表达方式下，文人士大夫们可以将自己的情感在纸上挥发的淋漓尽致，这种可以表露本真性情的艺术对于八大的影响是很深刻的。八大山人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遭遇的家国之变和悲惨的身世，需要他用一种很直接和直白的方式来表达自己，而明代艺术家，特别是徐渭的艺术思潮及艺术作品正是契合了这种要求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如果没有八大之前这些艺术家的探索，就不会造就八大。所以，在当时的文风与画风之下，逸品、写意之作的兴起达到了高潮，这也为以后八大的花鸟画创作做好了铺垫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，可以说这种影响对于八大是至关重要的。